《後來的事》的愛情在哪裡（五之三）

三、漱石的小道具──珍珠戒指

三千代梳著銀杏返髻去找代助的時候﹐心裡究竟還有沒有自己的丈夫﹐我們無從推測﹐但她企圖以這種少女髮髻改變自己的形象﹐卻是明顯的事實。或許﹐她是想從人妻平岡三千代的身分變回當初剛認識代助時的少女菅沼三千代吧。

這種「借物抒情」的寫作技巧﹐原是文人創作詩詞時經常採用的手法﹐對於善寫漢詩與俳句的漱石來說﹐自然能運用得駕輕就熟。

事實上﹐幾乎在每一部漱石小說裡﹐我們都能看到這種作者「托物言事」的暗示。日本研究「漱石學」的學者將這些「物」稱之為「漱石的小道具」。譬如《虞美人草》的金錶﹐《門》的「抱一屏風」﹐《少爺》的「越後笹飴」﹐《我是貓》的草莓果醬…等﹐都在故事裡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傳遞出許多訊息。

再以《後來的事》舉例來說﹐伴隨三千代一起出場的珍珠戒指﹐更是巧妙地道出三千代與代助之間不可告人的內心變化﹐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

三千代第一次出現在讀者面前﹐是在小說的第四回。她在代助面前坐下後﹐代助看到她「一雙美麗的玉手交疊著放在膝上﹐壓在下面的那隻手上戴著戒指﹐放在上面的那隻手﹐也戴著一個戒指。這個戒指的設計比較時髦﹐纖細的金框上鑲著一粒很大的珍珠﹐是三年前代助送給她的結婚禮物。」

短短幾句描述﹐已讓讀者對這枚戒指留下深刻的印象﹐隱約感覺出兩人的交情非比尋常。

不久﹐代助聽說平岡根本沒把薪水交給家裡﹐便又去探望三千代。剛好看到她從錢湯回來。三千代「把她剛泡過熱水的纖纖玉指展開伸到代助面前﹐手上既沒戴代助送的那個戒指﹐也沒戴其他的戒指。」原來﹐她為了生活開銷﹐把代助送的戒指拿去當掉了。

「我也是出於無奈。請你原諒。」三千代羞澀地說。代助聽了這話﹐心底湧起無限憐愛﹐臨走時﹐把自己皮夾裡的錢﹐全都掏出來放在三千代面前。

「那個戒指妳都收了﹐這不是跟那東西一樣嗎？就當我又給妳一個紙戒指吧。」代助見她不肯收錢﹐便提起那個珍珠戒指。三千代也就不再推辭。（第十二回）

然而﹐三千代並沒用那筆錢吃飯﹐而是用它贖回了珍珠戒指。代助再度去找三千代的時候﹐她「從隔壁房間拿著一個小盒子走回來」﹐盒裡裝著代助從前送給她的那個戒指。「這樣可以了吧？」三千代像在道歉似的對代助說。說完﹐又把戒指悄悄地收起來。（第十三回）

《後來的事》的珍珠戒指﹐就像漱石小說中其他的小道具一樣﹐是作者在構思階段就已精心設計的一個角色（《漱石與其時代 第四部》／江藤淳／新潮社／1996   p256）。儘管它們沒有台詞﹐卻發揮了「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效果﹐烘托出男女主角之間的深厚情意。

《後來的事》的愛情在哪裡（五之二）

二、銀杏返髻（いちょうがえし）的暗示

《後來的事》的時代背景是明治初期﹐幕府時代的封建觀念仍然深植民心﹐日本男人公然娶妾是光明正大﹐甚至頗有面子的事情﹐但是勾引良家婦女私通或私奔﹐卻會毀掉男人的一生﹐並使整個家族蒙羞。

譬如主角代助對他父親雖然不屑﹐卻覺得年紀一大把的父親娶個小妾﹐「根本不算什麼。反而應該說﹐他其實是贊成父親娶妾的。只有那些沒能力討小老婆卻還要納妾的人﹐才應該受到抨擊。」

又譬如代助的哥哥聽到弟弟跟朋友之妻有染時﹐跑去責備弟弟說：「也請你想想父親和我的社會地位呀！你腦袋裡究竟有沒有家族名譽的觀念啊？」「你對那些玩樂之事﹐又不是一點經驗也沒有﹐如今竟然闖了這麼大的禍﹐那從前投資下去的錢﹐豈不都白花了。」

代助的哥哥罵到最後﹐甚至還說：「不管什麼樣的女人﹐只要你想﹐多少都能弄到手的﹐不是嗎？」

從這些話裡我們看出﹐代助對女人不是沒有經驗的﹐但他最後為何寧願放棄一切﹐也要跟三千代在一起？很顯然﹐一個巴掌拍不響﹐肯定是因為他也接收到三千代發出的訊息﹐才會做出這種決斷。

當然﹐前面提出的那句關鍵性台詞「我快要寂寞死了…」﹐可以算是諸多暗示之一﹐而三千代不知出於有心還是無意﹐後來梳了「銀杏返髻」去看代助﹐也可視為另一種暗示。

「銀杏返髻」是一種日本女性的髮型。因盤在腦後的髮髻向左右彎成兩個半圓﹐形狀很像銀杏葉而得名。京都地方也稱之為「蝴蝶髻」。這種髮型在明治大正時期曾經非常流行﹐但現在已很不容易看到了。

在一般公認全書高潮的第十四回裡﹐代助藉口有事商談﹐把平岡的妻子三千代接到自己家裡﹐兩人之間曾有這樣一段對話：

…

「那時妳的衣領罩著鮮豔美麗的護布﹐頭上梳著銀杏返髻。」
「不過﹐那是我剛到東京的時候啦。後來我很快就不那樣打扮了。」
「上次妳帶給我白百合的時候﹐不也梳著銀杏返髻嗎？」
「哎唷﹐你注意到了？我可只有那時才梳呢。」
「那時突然想梳那種髮髻？」
「是啊。一時興起﹐就想梳起來看看。」
「我一看到那髮髻﹐就想起了從前。」
「是嗎？」三千代像是有點害羞似的點點頭。
…

這裡所說的「上次妳帶給我白百合的時候」﹐是指第十回﹐三千代去看代助﹐當時他正在午睡﹐三千代便出去購物﹐回來時﹐「手上拎著三枝很大的白百合。進屋之後﹐三千代把手裡的百合往桌上一扔﹐彎身坐在桌旁的椅上﹐也不管頭上新梳的銀杏返髻﹐便把腦袋靠在椅背上。」

根據夏目漱石的外孫女婿半藤一利在《這才是漱石先生》（《漱石先生ぞな、もし》／文藝春秋社）一書裡指出﹐作者寫這一段的目的﹐就是想藉銀杏返髻喚醒代助初遇三千代的記憶。當代助看到她隨意把頭靠在椅背的瞬間﹐似乎早已了解她的用意﹐否則不會在第十四回裡重新提起。「但是漱石先生在第十回卻故意沒有深入描寫。」半藤認為這正是漱石先生寫作技巧過人之處。

半藤的書中還引述了一段雜誌編輯透露的事實﹐證明三千代梳著銀杏返髻去看代助確實別有用心。

「《ノーサイド》月刊編輯樋渡優子對銀杏返髻很有興趣﹐因此特地採訪過幾位耄耋老婦﹐據她們表示﹐明治初期梳銀杏返髻的﹐大多是家境清寒的少女。」「梳銀杏返髻的人妻﹐我們從沒看過﹐就算真有哪個已婚的女人梳著銀杏返髻﹐顯然她的心早就不在丈夫身邊了…」

《後來的事》的愛情在哪裡（五之一）

一、至關緊要的一句台詞

聽到很多朋友說﹐看不出《後來的事》的外遇故事從哪裡開始的。

解釋這個問題之前﹐先介紹一下這部小說吧。

《後來的事（それから）》是夏目漱石繼《三四郎》之後﹐於1909年6月至10月在東京「朝日新聞」發表的連載小說。男主角長井代助是明治初期的富家少爺﹐原本過著悠閒自得﹐不愁衣食的高等遊民生活﹐卻因為愛上了朋友平岡常次郎的妻子三千代﹐決心爭取發乎自然的愛情﹐而跟父兄斷絕關係﹐離家出走。

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後來的事》裡面不難讀出作者對時代造化的慨嘆﹐對明治社會的諷刺﹐但要說起男歡女愛﹐那是一絲一毫也沒有的。即便在男女主角的對話裡﹐也看不到一個「愛」字。我甚至還聽過日本的年輕讀者發表感想說：太失望了﹐不倫小說居然沒有床戲。這就難怪現代的年輕讀者看不懂代助究竟為何願意為三千代拋棄原本擁有的一切了。

到目前為止﹐眾多研究夏目漱石作品的論文一致公認﹐這部小說的第十四回是全書的高潮。代助在這一回裡決定拒絕家裡安排的婚姻。以當時的社會背景來說﹐這個決定等於就是「毀了自己的一生」。事實上﹐代助也在這一回裡告訴自己「一切都完了」。

讀到這兒﹐很多讀者覺得很突兀﹐不懂代助為何突然決定拒婚。

事實上﹐第十四回之前﹐三千代曾對代助說過一句關鍵的台詞。這句話也是研究夏目漱石的學者公認不可忽視的一句話。但不知為何﹐舊版中譯本卻把這句話縮水了﹐難怪大家看不懂。

第十三回裡﹐代助到平岡家去看三千代。「…告辭回家時﹐三千代把他送到玄關。『我深感寂寞﹐歡迎你再來。』她說。女傭仍在後面漿洗衣物。…」

「我深感寂寞﹐歡迎你再來。」這句話的日文原文是：「淋しくて不可（いけ）ないから、また来て頂戴」。

頂戴（ちょうだい）在日本一般是嬰兒學語階段最先學會的用語之一。成年女性使用這個字眼時﹐頗有裝萌、撒嬌、扮可愛的成份在內﹐通常只會對自己的父兄或丈夫使用這個字眼。

所以上面那句日文換成較為淺近、貼切的說法﹐應是「我簡直寂寞的不行﹐你一定要再來喔。」或是「我快要寂寞死了﹐別忘了再來看我啊。」

電影版《後來的事》裡這段場景剛好就是極佳的印證。日本導演森田芳光於一九八五年完成的這部影片裡﹐女主角三千代（藤谷美和子）先拿出一瓶彈珠汽水（ラムネ）給代助（松田優作）倒了一杯﹐然後用嘴對著瓶口喝了剩下的汽水﹐接著﹐像吐氣般地顫抖著聲音說了那句關鍵的台詞。

如果不是聽到這樣一句話﹐代助怎可能在回家的路上「幾乎無法站穩」？

再看作者接下來寫道：「代助開始順著時間回顧自己跟三千代的過去﹐不論哪個瞬間﹐都能看到兩人之間燃出的愛情火花。回憶到最後﹐他發現三千代嫁給平岡之前﹐等於早已嫁給了自己…」

這樣的效果﹐又豈是一句「歡迎你再來」所能造成的？

關於《後來的事》（それから）的中文譯名

夏目漱石的《後來的事》迄今出版了許多版本﹐大部分的版本都採取《後來的事》這個譯名﹐但也有人譯為《從那以後》﹐或是《其後》（電影版）﹐甚至還看到過 《從此之後》。這些譯名當然都是對的﹐畢竟「それから」在日文裡也不是什麼艱深的字眼﹐日文初級的人甚至不必翻字典就知道它的意思。

剛開始翻譯時﹐我想取個比《後來的事》更出色的譯名﹐但後來讀到夏目漱石當年親自在「東京朝日新聞」撰寫的連載廣告之後﹐我改變了主意。因為漱石將小說取 名「それから」﹐是經過了深思熟慮才決定的。儘管「後來的事」聽起來有點怪﹐但在日文裡﹐這個字眼包含了多層意義﹐後人自不可隨意忽略。

夏目漱石撰寫的小說預告文如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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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種角度來說﹐這本小說寫的是「後來的事」。《三四郎》描寫的是大學生的故事﹐而這部小說寫的是大學「後來的事」﹐因此取名《後來的事》。《三四郎》的 主角就像書中描寫的那樣﹐是個純真的青年﹐而這部小說的主角寫的是「後來的」三四郎﹐所以叫做《後來的事》。主角在小說結尾步入奇異的命運之路。但是「後來的」演變如何﹐我並沒寫出來。也因為這個理由﹐我把小說取名為《後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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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漱石的弟子回憶﹐《後來的事》其實是夏目漱石跟弟子進行腦力激盪而產生的結果。可能因為這部小說的反響極佳﹐等到漱石開始構思《後來的事》的下一部《門》的時候﹐他乾脆把小說取名的任務完全交給弟子。直到小說開始連載前一天﹐他才聽說自己下一部作品叫做《門》。

百年後的相遇 ──漱石文學為何至今仍受歡迎？

（夏目漱石前期三部曲「譯者的話」）

今年（二〇一六年）是日本「國民作家」夏目漱石逝世一百週年﹐日本重新掀起漱石熱﹐出版界先後發行各種有關漱石文學的論文與書籍﹐各地紛紛舉辦多項紀念活動﹐曾經刊載漱石小說的「朝日新聞」﹐也再次連載他的作品。

夏目漱石的小說問世至今逾一世紀﹐儘管他的寫作生涯僅有短暫的十年﹐但幾乎每部作品發表後﹐都立即獲得熱烈迴響。從作品的發行量來看﹐這些膾炙人口的小說在作家去世後﹐反而比他生前更廣泛受歡迎。譬如「後期三部曲」之一的《心》﹐戰前曾被日本舊制高中（即今天的大學預科）指定為學生必讀經典﹐一九六〇年代﹐還被收入高中國文課本。再如這次出版的「前期三部曲」：《三四郎》、《後來的事》與《門》﹐今天仍是日本一般高中推薦的學生讀物。

根據調查﹐迄今為止﹐與夏目漱石有關的文獻、論文、評論的數量已多達數萬﹐上市的單行本則超過一千以上。不僅如此﹐同類的書籍與印刷物現在仍在繼續增長。可以說﹐閱讀漱石文學在日本已是讀書人必備的學識修養﹐同時也是一種身分的象徵。

為什麼經過一個世紀之後﹐漱石小說仍然廣受熱愛？簡單地說﹐因為這位指標作家筆下所描繪的﹐是任何時代都不褪色的人性問題。只要我們身處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當中﹐就得面對各種抉擇﹐即使是跟愛情無關的決定﹐也不可避免地引起衝突與對立。就像《三四郎》裡的三四郎、美禰子、野野宮和金邊眼鏡的男子構成四角關係﹐《後來的事》裡的代助、三千代和平岡之間上演的三角戀情﹐或者像《門》裡的宗助與阿米﹐一段不可告人的「過去」﹐使他們遭到親友和社會的唾棄。

不論時代如何變遷﹐任何人都可能面臨類似的感情抉擇﹐或經歷相同的自我矛盾﹐時而猶豫是否該為友情而放棄愛情﹐時而憂慮或因背德而被社會放逐。讀者在閱讀漱石小說的過程中﹐總是能夠不斷獲得深思的機會。我們看到三四郎對火車上的中年男人心生輕蔑﹐腦中便很自然地浮起自己也曾靦腆的青春歲月；我們讀到美禰子在炎夏指著深秋才能豐收的椎樹質疑樹上沒有果實（*1, p173）﹐心底便不自覺地憶起忸怩作態的花樣年華；就連高等遊民代助不肯上班的托辭：「為什麼不工作？這也不能怪我。應該說是時代的錯誤吧。」也令現代讀者發出會心一笑﹐並訝異漱石在一百年前就已預見二十一世紀的啃老族。

漱石小說能夠廣為傳播的另一個理由﹐是因為作家的筆尖時時顧及到「教育性」。漱石的作品裡找不到花街柳巷的描寫﹐也沒有男歡女愛的場景﹐更看不到谷崎潤一郎或江戶川亂步等人常寫的特殊性癖。漱石開始為「東京朝日」撰寫連載小說之前﹐甚至被歸類為「無戀愛主義」（*2, p43）。即使其後發表的《後來的事》與《門》是所謂的不倫小說﹐但內容著重的是當事人的心理糾葛﹐而非肉體關係的刻畫。即使在人妻三千代刻意挑逗丈夫的好友代助時﹐漱石也只以「詩意」兩字一筆帶過。（*3, p266﹐或參閱《後來的事》<譯注45>）

然而歸根究柢﹐漱石文學能夠長久流傳後世的主因﹐還是應該歸功於作家的自我期許。研究「漱石學」的專家曾指出﹐夏目漱石的假想讀者涵括了三種類型的人物：一是像「木曜會」成員那樣的高級知識份子；二是當時的「東京朝日」訂戶；三是「素未謀面﹐看不見臉孔」的另一群人。換句話說﹐從下筆的那一瞬起﹐夏目漱石已把屬於未來世界的你我列入了閱讀對象﹐他是傾注整個生命在為後代子孫進行書寫。

漱石逝世百年之後的今天﹐筆者有幸翻譯「前期三部曲」：《三四郎》、《後來的事》與《門》﹐內心既惶恐又慶幸。惶恐的是﹐故事的時代背景距今十分遙遠﹐作家的文風過於含蓄內斂﹐筆者深怕翻譯時疏漏了作家的真意；慶幸的是﹐日本研究漱石文學的人口眾多﹐相關著作汗牛充棟﹐翻譯過程裡遇到的「疑點」﹐早已有人提出解答。也因此﹐翻譯這三部作品的每一天﹐幾乎時時刻刻都有驚喜的發現。

期待各位讀者能接收到譯者企圖傳遞的驚喜﹐也祝願各位能從漱石的文字當中獲得啟發與共鳴。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

章蓓蕾   於東京

參考書目：
*1.《漱石と三人読者》（漱石與三位讀者）／石原千秋／講談社／2004
*2.《漱石はどう読まれてきたか》（漱石曾被如何解讀）／石原千秋／新潮社／2010
*3.《漱石とその時代　第四部》（漱石與其時代 第四部）／江藤淳／新潮社／1970

蠻殼族（バンカラ）

描寫明治時代的小說裡經常會出現「バンカラ（蠻殼族）」這個名詞。要了解這個字眼﹐必須先弄懂另一個名詞「ハイカラ（高領族）」。

所謂「高領族」﹐是指當時率先受到文明開化風氣影響﹐開始穿洋服﹐行洋禮﹐採行西洋行事風格與生活方式的一批人。這個名詞的由來﹐據說是從明治時代男性服 裝流行的高領（high collar）襯衣而來。當時的政府官員、公務員與軍人的制服外套裡面﹐都穿一件白色高領襯衣﹐是名副其實的「白領階級」。

當時日本的一般庶民對「文明開化」的態度並不友善。就跟中國的清朝結束後﹐很多老百姓不願意剪掉辮子一樣﹐日本的廣大庶民當時也很難立即拋棄江戶時代的記憶﹐特別是對「高領文化」懷有抗拒感的某些人﹐於是他們便創造了另一種族群：「蠻殼族」。

「蠻殼族」最典型的形象為「敝衣破帽」﹐高底木屐﹐腰掛手巾﹐長髮披肩…。這種粗鄙形象所要表達的意義是「追求真理時不被事物表象蒙蔽」。

最早提出「蠻殼族」構想的﹐據說是「第一高等學校」（簡稱「一高」）的學生。眾所周知﹐「一高」即是今天的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畢業生幾乎全數進入東大就讀﹐可謂國家棟樑的搖籃。

「蠻殼族」與「高領族」看似水火不容﹐卻也未必誓不兩立。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二次大戰後曾連任三屆日本首相的鳩山一郎（前民主黨黨魁鳩山由紀夫的祖父）。

鳩山一郎的母親春子是日本最早接受西洋教育的女性之一。她對「一高」學生的蠻殼作風非常不以為然﹐鳩山一郎考取「一高」後﹐她不想讓兒子住校﹐特地去跟校長商量。

但校長卻告訴她：「不想住校的話﹐可以選擇別的學校。」

鳩山春子是日本有名的教育家﹐當時早已創建了共立女子大學﹐於是她很強硬地告訴校長：「我們鳩山家有鳩山家的教育方針。」

誰知校長就是不買帳﹐當場回答：「那還是以家庭教育為重﹐如何？」

事實上﹐這種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鬥爭﹐今天依然隨時隨地都可看到。蠻殼畢竟比較貼近百姓﹐所以通常都是蠻殼獲勝。

書生與書生語

明治時代的日本小說裡經常有「書生」這種角色出現。

譬如《三四郎》裡的与次郎在廣田老師家當書生﹐他帶著老師去找房子的時候﹐指定要有「書生房間」的物件。

与次郎曾向人抱怨說：「…老師是不會自己動手做什麼的人。首先﹐要是沒有了我﹐他連三頓飯都吃不上嘴。」還說：「…老師什麼都不肯自己動手﹐簡直到了可憐的地步。就連指揮女傭打掃﹐都叫我下命令…」

大家或許已依稀感覺出﹐這裡的「書生」跟我們傳統印象裡的「書生」不太一樣。

事實上﹐今天日文裡的「書生（しょせい）」已不是原本的「讀書人」之意﹐而是一種特殊的身分﹐專指「明治維新之後﹐借宿他人家中的大學生」。

1872年（明治五年）﹐日本政府頒發了新學制法﹐全國的平民青年都能到東京上大學﹐這些學生離鄉背井來到帝都﹐有些人自行租屋﹐有些人投靠親戚﹐而那些既沒親戚投靠也沒能力租屋的學生﹐就到大戶人家去當「書生」。他們一面讀書求學﹐一面以勞力（幫忙家事、雜務等）交換食宿。

大戶人家包括政府官員、學者、世族或富商﹐還有些暴發戶特別願意在家裡養幾個書生﹐因為等到書生功成名就之後﹐就能幫他們提高交往的層次。

這些在舊制高等學校（主要是指東京帝大）就讀的平民大學生自許甚高﹐為了表現他們的菁英意識和博學多識﹐很快就發展出一種獨特用語。

這種被稱之為「書生語」的特殊說話方式﹐也是構成今天標準語當中男性用語的基礎。「書生語」的特徵如下：

1. 第一人稱只說「僕（ぼく）」或「吾輩（わがはい）」；
2. 見面打招呼只說「失敬（しっけい）」而不說「你好（こんにちは）」；
3. 喜歡賣弄漢文或洋文；
4. 喜歡用命令句（～たまえ）
5. 稱呼他人直呼其名﹐或只稱「某某君（くん）」

夏目漱石早期的作品當中幾乎都會出現「書生」﹐譬如《我是貓》主角苦沙彌老師家的多多良三平、《後來的事》主角代助家的門野﹐還有《門》的主角宗助的弟弟小六﹐因為哥哥沒有能力養活他﹐而決定到房東坂井家去當書生。

有些人以為日本小說裡的「書生」就是「書僮」。儘管「書僮」跟「書生」一樣必須伺候主人﹐但是書僮似乎不能上大學吧？更別說學成之後當大臣或教授了。